叶剑英在其《访西安办事处志感》中有诗云“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透过历史的风烟，将波澜壮阔的民族事件，展示在抒情的笔调中。窗前风雪轮回，楼屋早已人逝，而已经浓缩成历史符号的“西安事变”，却因为时光荏苒，逐渐地成为民族危亡之际历史的透视镜，不断地折射出更加多彩的人生和更加丰富的心灵。任何一个与此相关的人，都因为这个“危局”，而显示出对于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抉择。显然，“抗日”、“民族”、“公义”是这个时代命题中，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的重要道路。

   现代京剧《西安事变》正是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捉蒋危局，用史诗的笔触来展现民族抗日的大伦理、大道德、大智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这部回应时代诉求的艺术作品，显然要将西安事变中的人与事，进行一次重重的渲染和张扬，展现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追忆和体认。

   所谓的伦理，即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对于“安内”和“攘外”的民族伦理。众所周知的“攘外”和“安内”实际是特定政治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考量，真正能够对这个二元对立的话题有所回答的，只能是历史。因此，经过七十年、甚至是更多的时代考验，抵抗强敌外侮、争取民族独立，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选择的道路。对于中国人而言，“攘外”是民族自立、民族自强的必要条件，“抗日”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对于那段屈辱的民族记忆的代名词，正显示了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来对于生存危机所葆有的警惕和激励。因此，现代京剧《西安事变》所牵涉的每个历史人物，当仁不让地成为“攘外”这个主题的鲜明注脚。剧作消减了脸谱化的表达方式，试图还原历史真实，让那些历史中反面的群体和个人不再出现在舞台群像中，正表达出对这个大伦理的绝对尊重。

   所谓的道德，即是在时代长河中对于“个体”和“民族”的家国道德。“西安事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者那里众说纷纭。其难点即在于这个事变中的每个个体充满着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即在于这个事件实际成为每个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博弈。正如剧作所展现出来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权力与派系的角力，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阶级和阶层的分歧，中外各种势力存在着依存与毁灭的选择。所有这些都交集于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因此，“危局”能否翻转，既决定于个体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决定于每个个体的群趋走向。剧作试图通过个体的伦理选择，来彰显民族团结的道德理想。无论是张学良、杨虎城在日寇不断进犯中，自觉而主动地选择了抗日道路；还是周恩来临危受命，力挽狂然，通过侃侃而谈展现政治立场；抑或蒋介石分析情势，被动放弃旧有筹谋，都共同指向摒弃前嫌、兄弟携手的民族理想。这个理想实际强调的是对于民族观的大道德。

   所谓的智慧，即是在历史变迁中对于“私德”和“公义”的人生智慧。正如剧作开篇即用国共战争渲染了西安事变前的形势，这是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现实；紧接其后的则是日寇进逼之时的学生运动，这是家国动乱之际的社会状态，这些点染正烘托出纷纭变幻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群体所发出的时代诉求。在此基础上，个体或群体如何选择？是选择置外侮不顾而持续地内斗？还是选择将民族利益超越于私人积欲之上？实际呈现的是对于“公”与“私”的郑重选择。剧作每每将个体的“私德”放置在“公义”面前，不断地考量着彼此的权重。张学良是在学生们痛诉家破人亡的请愿运动中，引发了对于沦丧乡土的怀恋；杨虎城是在政治形势分析中，放弃了个人偏见；蒋介石是在内部派系纠结、兵谏困扰中，选择了符合时代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剧中周恩来亲赴蒋介石住处，明白地将个人对于蒋介石生死的态度表达出来，如同张学良评价自己与蒋介石之间那种“政见之争宛若雠仇”，作品将周、蒋私人的雠仇毫不遮掩地张扬开来，同时又让二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相逢一笑泯恩仇”，成功地展现了个体私欲让位于民族大义的情怀，在严肃的时代和民族使命前，张扬其个人超越于时代、党派、政治的大智慧。

   在这部作品中，剧作者拨开历史的繁复变幻，消减人物的勾心斗角，化繁为简，从宏大的历史篇章中，挑选出西安事变期间最核心的张学良、周恩来、蒋介石、杨虎城、宋美龄等几个人物，通过彼此之间的思想变化和关系更换，刻画出翻转时代危局的过程，和达成民族共识的诗心，将属于中国传统以来文化精髓的大伦理、大道德、大智慧，透过直接明了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来。特别是京剧和现代戏的叠加，并没有让《西安事变》成为话剧与演唱的结合，相反创作者们努力用京剧的本体艺术、特别是音乐唱腔，浓墨重彩地表达剧中人的情绪、思想，实现诗化再现。每个人物都有集中抒情的唱段，每个唱段都有舒展展示京剧板式音乐的华彩结构，加上流派艺术的渲染，该剧的唱段实现了可听、可唱、可以流传的艺术效果。

   现代京剧的创作，每每囿于革命京剧的创作藩篱，无法拓展出丰富的舞台表现。而重大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亦每每囿于历史真实，无法生发出可亲可感的舞台形象。这种创作上的局限，决定了京剧现代戏的舞台创作极具挑战性。因此，对于这部刚刚演出的新作而言，亦极具拓展的空间，几处小细节对于这部大题材的成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该剧的主题定位还有进一步明晰化的必要。毫无疑问，国共合作是“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其促成因素自然与其中特定人物在上述三方面的历史大选择密切相关，剧作在情节上将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凸显出来，显然尊重历史事实，也表达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但正如“内战吟成抗日诗”所说的，“内战”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共两党隙于墙的彼此对垒，如果全民族不能达成“抗日”的共识，“内战”便有可能演化为全民族的大悲剧，民族和解，共同对敌，种族自强，不但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也应该是今天的创作在展示特定历史时所致力的表现主题。西安事变所呈现在历史时空中的特定阶层、特定群体、特定个人，实际这些都应该是剧作或文学作品必须观照的内容。将西安事变中的力量对比集中在国共两党，显然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直接影响到剧作在选择民族伦理、家国道德和人生智慧时的准确性。特别是剧作开篇即用陕北直罗镇战役来刻画国共对立，将全剧主题聚焦在两党的关系上，客观上弱化了历史事件发生之前的复杂背景。

   该剧的表演还有进一步戏曲化的必要。所谓的戏曲化，应该是采用戏曲塑造人物和情节的方式方法，来创造戏曲独有的境界与场面。西安事变中的每个个体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舞台人物关系，应该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内心蜕变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变化和发展。该剧在部分场面中的细节处理尚嫌粗糙，例如第二场谢葆贞上场看到掉在地上的密令，捡起来后因为惊惧而摔了茶杯，几句对白之后，夫妻对于秘密起事的计划便达成了共识；第五场、第七场中的宋美龄劝说蒋介石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侃侃而谈，几乎没有立足于国民党的立场，这些都显得细腻度不够，人物内心变化单一，特别是历史动荡中的夫妻本有的关怀与彼此的筹谋，都未能细致地展现出来，由此，人物的定位便产生了偏离。而在具体的场境中，例如第二场张学良、杨虎城在密议时情感、立场、动机的同而有异，第三场中张学良、蒋介石在观念分歧中的异而有同，第四场中展现的社会各方人物的捭阖纵横，都试图用说唱兼具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凸显场面，但未能以细腻化的戏曲化方式来展开。

   该剧的人物还有进一步性格化的必要。该剧的人物造型是比较成功的，具体演员在呈现人物形象也颇有神彩，特别是蒋介石、周恩来、张学良、宋美龄四个人物，性格化程度尚嫌不足。例如宋美龄应该在周、蒋、张三人之间各有不同的言行表现，由此才是丰富复杂的一个个体，但现在的舞台定位较为单薄，尤其是第七场，她在表现对统一战线的绝对坚持上，竟然与蒋介石有所分歧，实际上忽略了特定时空中的政治智慧。

   该剧的文学还有进一步精致化的必要。该剧唱词中出现的“父王”、“国之君”是很明显的文学失误，如果为了合辙押韵而忽略了这些语词的时代性，正显示出剧作者驾驭曲词的力不从心。全剧的唱词基本以白话为基础，对于诗化的境界表现有所弱化。

                                     （作者：王馗）